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，不仅重塑了全球政治格局，更深刻改变了各国人口结构和地理分布。战争直接造成超过5000万人口死亡，其中苏联损失最为惨重，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，德国和日本分别损失约1500万和250万军事人员及平民。这种大规模人口减员导致战后多国出现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，德国战后男女比例一度降至1:1.3，苏联适龄婚育男性缺口达25%。
欧洲境内因战乱产生的难民超过3000万，东欧地区民族清洗政策迫使406万日耳曼裔居民迁回德国本土。战后殖民地独立浪潮进一步加速人口流动，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导致1400万人口跨境迁移。这种强制性人口重置不仅改变区域民族构成，更在接收国形成新的社会分层。美国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引导1200万复员军人向西部和郊区迁移，直接推动战后城市群重构。
工业化国家为弥补劳动力缺口实施激进移民政策。西德在1955-1973年间引进140万客籍工人，主要来自土耳其和南欧；法国从北非殖民地吸纳劳工重建工业体系；美国1965年移民法取消种族配额，亚洲移民比例从5%激增至34%。这种定向移民政策使发达国家城市出现明显的族裔聚居区，柏林克洛伊茨贝格形成土耳其社区，巴黎郊区聚集马格里布移民。
人口年龄结构断层引发长期经济连锁反应。1945-1949年欧洲出生率骤降30%，形成沉默的一代人口洼地。日本1950年代生育率飙升至4.3，但二十年后即跌破更替水平。这种剧烈波动导致社会保障体系承压，德国被迫在1957年建立全球首个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。苏联为填补劳动力缺口将女性就业率提升至76%，显著改变传统家庭结构。
军事技术革新推动人口分布模式转型。战略轰炸使欧洲城市人口向郊区扩散，伦敦1945-1951年中心区人口减少18%。核威慑理念催生人口分散政策，美国1950年代修建6万公里州际公路加速郊区化。战后婴儿潮带来的住房需求促使英国新建32个卫星城，法国建设优先城市化区集中安置返乡殖民者。这些规划措施奠定现代大都市圈空间结构基础。
战争遗留的人口重构持续影响当代社会。德国目前28%居民有移民背景，俄罗斯远东地区仍存在苏联时期强制迁徙形成的朝鲜族聚居区。日本通过团地住宅计划重新分布城市人口，这种模式后被新加坡组屋政策借鉴。人口学家普遍认为，二战造成的人口结构异变需要150年才能完全消弭，其引发的居住隔离、文化融合等问题仍在演化进程中。
